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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政權與人才問題

蜀漢在與人才成長環境相關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領域均處于滯后狀態,只囿于守成自保,談不上發展圖強,基本沒有政治改革、教育改善、經濟改革、軍隊改造、戰略改變、選官制度改良等方面的措施。巴山蜀水之外的曹魏、東吳在翻騰變化,蜀漢卻故步自封,蕞爾小國,不亡更有何待!蜀國的建立、存在、延續和滅亡,與歷史上的其他朝代或政權包括同時代的曹魏和東吳大不相同,人才的盛衰因素尤為重要突出。蜀國政治、經濟、軍事既無優長又無創舉,在與魏吳的關系、與境內民族的關系及各階層的關系諸方面,著眼點首先考慮的是自保,沒有人才成長的社會條件。顯然蜀國人才盛時,尚能與魏吳成對峙之勢,人才凋弊之時,蜀國則明顯處于下風。

論蜀漢人才缺乏的原因

近些年來,三國用人政策的研究不斷深入,許多問題已趨于定論。然而,對三國人才多寡的原因卻眾說紛紜,尤其是蜀國人才缺乏的原因,至今尚無定論。筆者將通過對主、客觀條件的分析來說明蜀缺乏人才的原因。

其實,取得人才和使用人才既有相互關聯的一面,又有不相關聯的一面,三國時期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袁紹與劉表在用人上都很不得力,他們不但不能對占有的人才合理使用,反而使一些不善于迎合自己心意的人才遭到壓抑甚至摧殘。袁紹之殺田豐,逼反許故,劉表之囚韓篙就是明證.與此相反,劉備則以廣納賢才,思賢若渴而聞名。他自初起兵時就很敬重人才,用關羽、張飛“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與趙云“同床眠臥”。因此劉備在當時很得人心。他任平原相時,郡民劉平企圖派刺客殺害他,刺客不但沒有害他,反而將此事密告劉備,自己卻不惜因此而逃離本地。劉備當時不僅在一般人心目中有威望,即在名士眼中亦有一定地位。孔融在被黃巾軍圍困在許昌時,曾派太史慈向劉備求救,劉備詫異地說:“孔北海(孔融當時為北海相)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后漢書·孔融列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劉備能禮賢下士,他通過三顧茅廬而得到諸葛亮,“然亮第一流人,(魏、吳)二國俱不能得,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而且,劉備又是個有雄心大志的人。曹操的謀臣程顯很早就看出“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郭嘉也認為“備終不為人下”.曹操亦很欣賞劉備的才能,在一次和劉備的談話中,他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袁紹字)之徒,不足數也。”(《三國志·蜀志·先主傳》,以下凡引《三國志》,只注各國志名、傳名)可見,劉備在重視人才上,在個人才具上都勝過袁紹、劉表,在當時亦有一定聲望。盡管如此,劉備在入荊州之前,謀士也僅有孫乾、簡雍等幾個平庸之輩,武將亦僅關羽、張飛、趙云諸人而已。這種人才構成與袁紹和劉表是不能相比的,至于同曹操和孫氏(孫堅、孫策、孫權)父子比,則更是望塵莫及了.由此可見,取得人才和使用人才并不完全一致,蜀后來缺乏人才,追其歷史的客觀原因即在于此。

首先,家世門第對取得人才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東漢末,門閥制度雖未完全形成,但大族勢力已根深蒂固,大族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有相當強的實力。政治上出現累世公卿的局面;經濟上“奴脾千群,徒附萬計”;“田畝連于方國”(《后漢書·仲長統列傳》)。這些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大族在社會上的影響,袁紹之所以能夠取得眾多人才與此是分不開的。袁紹是汝南大族,袁家“四世三公”,他的家世給他在社會上帶來重大影響。由于袁氏當時“勢傾天下”,這種勢力使袁紹成為“賓客所歸”的人物,許多杰出的謀士投至袁紹魔下。當時袁紹手下不僅聚集了田豐、沮授等重要謀士,而且,荀或、郭嘉等第一流人才亦都列于他的集團。雖然人才濟濟,然而袁紹在用人和個人才具上,卻是個平庸之輩,不能與劉備相匹敵。郭嘉認為,袁紹“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湯楊阜說:“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終不能成大業。”荀或亦認為“紹終不能成大事。”(《魏志·荀或傳神袁紹的才能如此低下。他手下的人才卻那樣多,有些人甚至至死也不肯背棄他,如田豐、沮授、審配等皆如此。這雖然與東漢末年牢固的封建君臣關系有關,但與袁紹的家世也不無關系。袁紹強盛的家世使當時逐漸強大起來的曹操也不得不對他有所忌憚。曹操在把漢獻帝迎至許下后,自封為大將軍,袁紹不服,他不得已“而以大將軍讓于紹呱。袁紹因其家世而發展成為強大的勢力,震懾于其它軍事實力集團,這就是眾多人才歸之于袁紹的重要的原因。

曹操雖然不是出身于門閥,但他的父親曹篙是東漢大宦官曹騰養子,曹篙憑藉曹騰的權勢,做到太尉的高官,也屬于三公之列。曹操手下人才“不可勝數”,除用人政策好外,他的家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劉備雖說是“孝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后”,但是到了東漢末年,他的家世已完全衰落下去。劉備從小喪父,家庭無以為資,僅靠“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蜀志·先主傳》)。他的家世根本不能與袁紹、曹操相提并論。因此,劉備縱“有英雄之姿,而無袁、曹之權藉,……望不隆,而士之歸也寡’協。他的家世影響到他的聲望,從而也就影響到他對人才的吸引。他的家世也影響到他在仕途上的進展。當時“二袁、曹操皆受命于靈帝之末,呂布、劉表亦拜爵王廷而出者,唯先主未受命也。”這也極大地限制了劉備勢力的擴展。劉備雖然起事并不晚.卻長期不得不寄人籬下,“因人以興,始因公孫瑣,繼因陶謙……”,直到赤壁之戰前,仍寄居于荊州劉表。袁紹因其家世而使眾多人才流入自己集團,然而由于袁紹個人才能低下,使一些志士又背棄了他,可是當初那些人畢竟是因其家世投靠他的。設使袁紹任用田豐、沮授等人能象劉備任用諸葛亮那樣言聽計從,那么誰又肯背棄他呢?反之,劉備若有袁紹那樣的家世,又怎能得不到人才呢?由此可見,蜀缺乏人才與劉備家世的寒微有極大關系。

其次,當時宗族集團勢力的強大對取得人才也有很重要的關系。曹操和孫氏父子的起兵與他們勢力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他們的宗族。曹操的宗族子弟不但眾多,而且大都是能征慣戰之人,有些人完全可以擔任一方重鎮。曹操的從弟曹仁,聚集千余人隨之起兵,從征袁術、呂布、張繡、袁紹,屢立戰功。曹操曾感慨地稱贊他說:“將軍真天人也!”赤壁之戰后,他長期駐守荊州,擔當防務蜀將關羽的任務。他智勇雙全,關羽圍攻樊城,他進行了有效的防守。當關羽遭吳偷襲而敗退時,他卻不派兵追趕,以便使吳蜀自相殘殺,增加吳蜀間的矛盾,這與旋即接到的曹操指令精神一致,可見他并非僅是一介武夫,論謀略應在關羽之上。曹操的從弟曹洪、同族子曹休、曹真都在曹操初起兵時相跟隨,在曹操與各軍事實力集團角逐中原過程中,都立有許多戰功。夏侯氏與曹氏世代姻親.夏侯淵即在曹操初起時,就隨之南征北戰,戰功卓著,曹操攻打漢中后,曾留夏侯淵擔當守衛漢中的任務。

孫氏父子也同曹操一樣,從孫堅起兵到孫權割據江東,都有眾多宗族子弟跟隨。孫堅初起兵時,他的幼弟孫靜即“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漳”,至使“眾咸附焉。”孫策領兵時,孫靜又扶植孫策,為孫策奠定江東基業立了大功。孫貴是孫堅之侄,也跟隨孫堅起兵,后來又跟隨孫策,立有戰功。其他孫氏宗族子弟亦多為吳的立國建有功勞。無怪陳壽說:“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睡,克堪厥任,不泰其榮者乎!”(《吳志·宗室傳》)孫氏的外戚為孫氏江山的奠定建功立業也堪稱道。孫堅死后,孫策年僅十幾歲,他投靠舅舅吳景,吳景幫助他召募人馬,使孫氏軍威得以重振。后來,吳景又同孫策一道征戰于江東,為孫氏集團的割據江東立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曹氏、孫氏宗族對曹操和孫堅父子所起的股肚作用,發展和壯大了兩者的勢力,這一點對于他們爭奪人才亦產生重要作用。反之,劉備與他們相比則未免失之寡助。劉備不僅家世低微,而且缺乏宗親,他自起兵就無宗室子弟跟隨。東漢末年,由于軍事實力集團的長期斗爭,中原喪亂,社會極不安定,北方戶籍陷于紊亂。前此的察舉、征辟制已難以進行.為此,靠官方一方選拔人才的辦法變為官、私互相選擇,即由君擇臣變為君臣互擇。周瑜在同魯肅的一次對話中援引東漢馬援答光武帝劉秀的話時說:“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吳志·魯肅傳}))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都尋求大而可靠的勢力借以存身,以求得到庇護,而勢力的發展和強大又主要依靠家世和宗族.曹操和孫氏父子都有眾多有才能的家族子弟拱衛,這就是他們之所以取得大量人才的又一重要原因。而劉備卻勢單力孤,兵微將寡,盡管當時有些人承認他是當世英雄,誰又肯去投靠他呢?另外,劉備入蜀前,在用人上并沒有失誤之處,他不但能夠三顧茅廬,而且把得到諸葛亮看作是猶魚得水,這一點不用說袁紹,就是曹操和孫權也難以做到。可是人才終不肯投向劉備,這就證明了劉備得不到人才是由于缺乏宗族的支持,因而也就難以發展他的勢力。

再次,地理位置在東漢末中原喪亂的歷史條件下,對占有人才亦有特殊意義。在研究現代人才流向時.學者們認為地理環境對吸引人才有重要作用,古代也是如此。三國中曹魏的人才最多,無疑與他占據中原地理位置有很大關系。當時北方固然長期陷入戰亂狀態,許多人才流向它方.但多數人仍留在北方,曹操以汝、穎地區人才為其集團的核心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當時荊州是個太平的處所,“境內無事”,所以“關西、充、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可是初據荊州的劉表不但不善于用人,他的才具也很差。賈詡說他“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可見劉表據有一定人才,靠的是有利的地理位置。杜襲和繁欽的一段對話可以充分證實這一點,杜襲說:“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

東漢末年的亂世來說,最好的避難之地莫過于江東。魯肅認為,“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可依此地“以觀時變”。(《吳志·魯肅傳》)孫策也說:“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同上《孫討逆傳》)因此.眾多北方人才流入江東。張昭、周瑜、魯肅、諸葛謹、呂蒙等都是北方人,他們都在東漢末避亂于江東,后來皆成為孫昊的股脆之臣,為孫吳的立國及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地利這一點上,劉備同曹操、劉表及孫氏集團相比未免可憐。他從起兵到赤壁之戰前,一直寄于他人籬下,先后依托于公孫攢、陶謙、曹操、袁紹和劉表,連一塊立足之地都沒有,他是在眾軍事實力集團的縫隙中游離而生存的。在東漢末喪亂之際,面臨那種艱難困境的劉備,縱使他再會用人,而誰又肯去投靠他呢?赤壁之戰后.荊州被魏、吳分割,荊州原有人才亦被瓜分,劉備只占據了荊州一部分土地和一部分人才。不久.劉備據有益州,益州地處偏遠地區,在東漢末年.雖然經濟、文化不算落后,但是由于距中原較遠,所以相對來說人才要較中原地區少得多。而且,由于蜀道艱難,流亡入蜀的人也很少。荀攸即因“道絕不得至(蜀)”,而暫“駐荊州”(《魏志·荀攸傳》),結果被曹操征用。許靖在孫策進入江東時亦曾“欲入益州”,而因“很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蜀志·許靖傳》)后來不得不南下交趾。這說明益州原來就缺乏人才。劉備占領益州后,三國鼎立局面形成。三國的形成即是三國疆域的分定,疆域的分定又意味著人才的分定。然而,至劉備“分荊據益,曹氏之勢已盛……蜀所得收羅以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輕,蜀之士躁,雖若費祎、蔣碗之譽動當時,而能如鐘繇、杜畿、崔琰、陳群、高柔、賈逵、陳矯者,亡有也。”心蜀國人才的缺乏在其立國之初就已成定局,三國人才的多寡亦已成為既定事實。

以上是蜀人才缺乏并少于魏、吳二國的客觀原因。本文強調蜀缺乏人才主要是由客觀因素決定,但并不是說沒有主觀原因的作用,劉備與諸葛亮在用人上也確有失誤之處,而且有較為嚴重的失誤。首先,劉備在用人上有任人唯親的傾向。關羽失荊州是人所共知的事,而失荊州的關鍵在于劉備用將非其才,關羽不堪當據守荊州的大任。第一,荊州處于同魏、吳交界地帶,荊州守將身負軍事、外交的雙重任務。身為荊州守將的關羽,首要的任務是要搞好同吳的聯盟關系,否則荊州將陷入被吳、魏南北夾攻的不利局面。關羽恰恰忽視了這一點,他在孫權派使臣求結姻親時,不但加以拒絕,反而辱罵吳使臣,使吳蜀關系陷于緊張狀態。后來孫權乘關羽圍曹仁于樊城之際偷襲其后方,是不顧吳蜀聯盟大局,應負孫劉失和的主要責任,但關羽也難辭其咎。第二,關羽心胸狹窄.身為荊州主帥,卻與下屬關系搞得很緊張,致使傅士仁、糜芳在呂蒙偷襲荊州時開城投降,拱手將荊州送給吳。第三,關羽自矜其勇,求功心切,對吳的進攻估計不足,因此輕易地被呂蒙、陸遜蒙蔽,失敗后又無力挽回局面。由此可見,關羽為荊州守將是不合適的,劉備之所以把荊州重任交給關羽,就是因為他同關羽“恩若兄弟”,對其他人的信任遠不如關羽。王夫之說:“關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于敗亡,昭烈之驕之也,私之也,非將將之道也……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張、趙以行,而留關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夫與吳在離合之間,而恃篤信乎我以矜勇者,可使居二國之間乎?定孫劉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復開釁于吳。為先主計,莫如留武侯率云與飛以守江陵……然而終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這個分析是中肯的。

劉封是劉備的養子,孟達進攻上庸時,劉備派他督孟達軍,他欺凌孟達,逼得孟達投降了曹魏。劉淡亦因與劉備有宗族關系,劉備即“厚親待之”,委以重任。劉淡自恃是劉備宗族,盛氣凌人,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蜀志·劉淡傳}))

其次,劉備、諸葛亮在用將上也都有失誤之處。黃權是很有謀略的人,劉備斬殺魏大將夏侯淵,占據漢中,“皆權本謀”。墟亭之戰前.黃權認為“吳人捍戰”,自己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主動要求“為先驅以嘗寇”(《蜀志·黃權傳》)。劉備沒有聽從他的意見,反而讓黃權率軍隊駐扎在長江以北去防魏軍。后來劉備敗退,黃權退軍無路,不得不投降曹魏。如果劉備當初能夠聽從黃權的意見,東征孫吳也許不會敗得那樣慘,黃權也不致降魏。蜀建興六年(228年),諸葛亮首次北伐曹魏,因誤用馬傻為先鋒而遭街亭之敗。諸葛亮為嚴明法紀,以身作則,“自貶三等”。又殺罰馬謖等數人以正軍法。諸葛亮執法嚴明是無可非議的,但如果沒有誤用馬謖,就可避免街亭之敗及那次人才上的損失。

再次,諸葛亮用人過于謹慎。楊顆曾規勸諸葛亮說:“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自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諸葛亮如此“鞠躬盡瘁”,固然由于蜀國缺乏人才,他本人也缺少得力助手,但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事事都親自去做僅不可能,事實上又勢必減少了作為垂相處理國家大事的時間。只有放手使用人才,才能使下屬真正得到鍛煉,便于培養和發現人才。諸葛亮的工作作風固然可貴,然而也反映出他用人過于謹慎和對下屬不夠信任。這對培養人才無異是不利的。

劉備、諸葛亮用人的失誤是蜀國的缺乏人才的主觀原因,用人失誤不能不使蜀國人才受到一定損失。總之,蜀國缺乏人才是由主、客觀兩方面原因構成的。客觀原因造成蜀國人才嚴重不足;主觀原因使蜀國人才在現有情況下更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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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政權用人政策的失誤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蜀漢政權的用人政策也不例外。對蜀漢政權用人政策成功的肯定并不表示蜀漢政權在用人政策上就沒有失誤。蜀漢政權用人政策中任人唯親、才非所用、未盡其才的現象層出不窮,后備力量的培養不足,這些都使蜀漢政權有限的人才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也造成關羽被殺、魏延被戮等事變的發生,更進一步削弱了蜀漢政權的實力,對蜀漢政權的衰亡起了重要的影響。

一蜀漢政權用人政策失誤的具體表現

(一)對荊州集團用人政策失誤的表現此處荊州集團指早期追隨劉備創業之將領及劉備在荊州依附劉表時招攬的人才。對荊州集團用人政策失誤的表現主要集中體現在關羽、趙云、魏延三人身上。

關羽,“字云長,河東解人,亡命奔涿郡”。[1](卷三十六《關羽傳》)劉備在涿郡招納豪杰時,關羽與張飛一同投靠,成為劉備的左右臂膀,與劉備“恩若兄弟”,[1](卷三十六《關羽傳》)情同手足。在劉備創建功業的過程中,關羽一直追隨左右,立下了汗馬功勞。關羽為人忠義,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東征劉備,關羽為其所擒。關羽日夜思念劉備,不貪戀高官厚爵,“斬顏良以謝曹操不殺之恩,封金印不忘兄弟之情”,終于得以重新跟隨劉備馳騁疆場。由于關羽功績卓著,而又忠心事主,所以劉備給他以很高的獎賞和待遇。赤壁大戰后,劉備收取江南諸郡,封拜元勛,“以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駐江北”。[1](卷三十六《關羽傳》)劉備率眾將士西征益州時,任命關羽都督荊州事務,將自己當時唯一的根據地交付于關羽,表現了對關羽的信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劉備奪取益州稱漢中王時又拜關羽為左將軍,假節鉞,更進一步授予了關羽在荊州的獨斷權利。然而,這一用人措施卻是很大的失誤,關羽最終為孫權所擊殺及吳蜀夷陵之戰皆由此而起,最終蜀漢喪失了荊州這一重要的基地。也使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提出的政治計劃無法實現,使蜀漢發展受到很大的阻力。

在古代,地理形勢是天然的防護武器。荊州之地位于東西南北要沖地帶及長江的中游,因此素來為兵家必爭之地。顧祖禹有言“蓋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東西之強弱系焉,此有識者所必爭也。”所以三國時期魏、蜀、吳三方均力爭此地。曹操挾漢獻帝遷都許昌后連年用兵荊州;蜀漢諸葛亮隆中計策就是要兼跨荊、益之地;孫吳更視荊州為防御外敵的天然屏障。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占領荊州,實力將得到很大的增強,它的歸屬影響著歷史步伐的節奏。赤壁之戰后,吳、蜀兩家分占荊州,對此孫權耿耿于懷。孫權一直認為荊州之地本屬于吳,是劉備借去的,只是由于魯肅、諸葛亮等人的維系,雙方才未發生大的矛盾。因此對蜀漢政權來講,荊州守將人選至關重要。建安十六年(211年),劉備率軍入益州時,諸葛亮、關羽、趙云、張飛等人皆留守荊州,荊州尚能維持較好的管理。建安十九年(214年),龐統中箭身亡,諸葛亮率張飛、趙云等入川助劉備圍攻成都,僅留關羽鎮守荊州。其原因主要是上文所述關羽與劉備的深厚感情及關羽追隨劉備曾立下汗馬功勞。但是關羽為人“剛而自矜”,[1](卷三十六《關羽傳》評曰)關羽又“性頗自負,好陵人”、[1](卷五十四《呂蒙傳》注引《江表傳》)“善待士卒而驕于士大夫”。[1](卷三十六《張飛傳》)這樣的性格使得關羽與荊州之地的士大夫集團無法很好的協作,也使關羽與劉備集團內部其他留駐荊州的將領麋芳、士仁等人不和。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率眾攻擊曹仁,斬龐德、擒于禁,“威震華夏”[1](卷三十六《關羽傳》)之后,關羽更加驕傲起來,史載“關羽矜其驕氣,陵轢于人,始有大功,志驕意逸”。[1](卷五十八《陸遜傳》)關羽一人留守荊州,本應當與孫權結好,共同抗擊曹操,然而關羽卻對孫權很不恭敬甚至是十分輕視。孫權派人為兒子“索羽女,羽辱罵其使,不許婚”,[1](卷三十六《關羽傳》)引起孫權的勃然大怒。此后關羽又數次使用侮辱性的語言謾罵孫權。終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當劉備在西線節節勝利、關羽得志時,孫權感到了不安。同年十二月,呂蒙偷襲關羽,關羽又未得到糜芳、士仁等支持,最終為孫權所擒殺。孫劉聯盟遭到第一次重大打擊,宣告破裂。孫權占據荊州,劉備失去了一塊重要的根據地,使得諸葛亮隆中計策無法實施。如此嚴重的后果,固然關羽要負主要的責任,但也反映了劉備、諸葛亮用人政策上的嚴重失誤。

早期跟隨劉備的荊州集團成員中,又一明顯的用人失誤就是趙云,主要表現在對趙云未盡其能。“趙云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1](卷三十六《趙云傳》)趙云早期追隨公孫瓚,后受公孫贊派遣隨從劉備抗擊袁紹,從此正式歸屬于劉備。作為劉備早期追隨者之一和蜀漢政權開創者之一的趙云,并未發揮出他最大的才能,也未享受到他應有的待遇。趙云始終未能向關羽那樣成為方面大員,同時其官爵也始終低于關羽、張飛等人。當劉備在成都稱漢中王時,關羽、張飛、馬超、黃忠分別被拜為前、右、左、后將軍,并假節。而此時趙云僅為翊軍將軍,直到后主劉禪即位,趙云才晉升為鎮東將軍。建興六年(228年)諸葛亮出兵祁山,命令趙云與鄧芝率兵抗拒曹真。由于兵少敵強,兩人失利于箕谷,軍退后趙云被貶為鎮軍將軍。建興七年(229年)趙云死去,一代名將隕落。趙云的官爵如此之低,也未受到重用,是否因為其沒有良好的才干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趙云作戰勇猛且有謀略。劉備為曹操大軍追趕于當陽“棄妻子南走”。[1](卷三十六《趙云傳》)幸虧趙云身抱后主,保護甘夫人,才使他們得以幸免于難,“當陽之役,義貫金石”。[1](卷三十六《趙云傳》注引《云別傳》)曹操率軍爭奪漢中,追趙云至營,趙云入營令“大開門,偃旗息鼓”。曹操懷疑其中有埋伏,率軍撤走。劉備次日至此,稱贊趙云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1](卷三十六《趙云傳》注引《云別傳》)此戰顯示了趙云在戰場上良好的隨機應變才干。箕谷之戰,趙云由于兵弱敵強失敗,但是能夠聚眾固守,沒有造成大的失敗,也是應當值得稱贊的。其次,趙云在國家管理方面也向當政者提出了好的建議。劉備初定益州之時,“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云聽到這個消息后,以霍去病“匈奴為滅、何以為家”的例子指出“益州人民,初罹兵戈,田宅即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后可役調,得其歡心”。[1](卷三十六《趙云傳》注引《云別傳》)這條建議被采納了。這件事反映了趙云對民心的重視,安撫了兵火之亂后益州的民心,鞏固了劉備的統治基礎。當劉備欲討伐孫權時,趙云又深刻的向劉備指出首要的打擊對象是曹操而非孫權,在當時的情形下應當繼續保持與孫權的聯盟關系。此建議展現了趙云對于時局的正確判斷。此外趙云又與關羽、張飛一樣對劉備忠心耿耿。趙云曾向劉備表示“終不背德”,而劉備也在別人報告趙云叛逃時敢于表示“子龍不棄我走也”。[1](卷三十六《趙云傳》注引《云別傳》)趙云“柔賢慈惠、執事有班”,這樣一位才干優略的將領不能夠很好的發揮才能,這不能不說是蜀漢政權用人政策上的一大失誤,也是蜀漢政權的一個悲劇。

荊州集團之中對后進人才用人失誤的典型當屬魏延,對魏延任用的失誤表現在未能發揮起作用,同時未能較好的處理魏延與其他將領的關系,以致其最終被冤殺。“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1](卷四十《魏延傳》)他是“蜀中唯一的一員超群絕倫的上將”。[1](卷四十《魏延傳》)魏延隨從先主劉備入蜀,在攻涪江、成都等戰役中數次立下戰功。因此先主劉備提拔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1](卷四十《魏延傳》)魏延在漢中太守任內,一直確保蜀漢邊境無事,展現了他對蜀漢政權的巨大貢獻。諸葛亮出兵伐魏,魏延多次跟從,并且“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1](卷四十《魏延傳》)這條建議由于種種原因未被諸葛亮所采納,但此建議在當時的情形下也不失為一條好的建議。清代王夫之有言“魏延請從子午谷直搗長安,正兵也”。魏延是一名“善養士卒,勇猛過人”[1](卷四十《魏延傳》)的將領,也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但是魏延性格上也存在著“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1](卷四十《魏延傳》)的缺點。此外,魏延又是“冀時論必當以代亮”,[1](卷四十《魏延傳》)享有崇高威望的一名將領。這兩點因素使其受到楊儀、蔣琬、費祎等人的妒忌,魏延與他們也無法很好的共處。因此在諸葛亮死后,魏延、楊儀火并時,費祎投向楊儀;蔣琬也向后主表示“保儀疑延”,并率宿衛主營“赴難北行”,支持楊儀。最終,魏延在軍隊潰散的情形下,“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的過程中被斬殺。蜀漢政權在后期勢弱的情勢之下由于內訌又失去了一員支柱,令人痛心。

(二)對益州集團用人政策的失誤的表現此處益州集團是指劉備所招納的原劉璋治下益州地區的文臣、將領。對益州集團用人失誤主要體現在法正身上。

對法正的用人失誤在于過分看重其功績而對其非法之事不加懲處。“法正字孝直,扶風人也”。[1](卷三十七《法正傳》)法正于建安初年與同郡孟達等人入蜀依靠劉璋,但是法正得不到劉璋的重用。后法正投靠先主劉備,為劉備攻下益州出謀劃策立下汗馬功勞。應當說對法正的任用是正確的,但是對法正所犯錯誤不進行批評、處理反而袒護、縱容則是很大的失誤。法正在劉備攻下成都之后被任命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擁有很大的權利。他對外管理都畿事務,對內作為劉備的謀士。法正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利“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1](卷三十七《法正傳》)對法正這樣行事,引起了益州當地人士的不滿。有人向諸葛亮講到:“法正于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1](卷三十七《法正傳》)諸葛亮卻以“法孝直為之(劉備)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1](卷三十七《法正傳》)為由搪塞眾人。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分是非的和稀泥”[3](p146)的行為,是“失政刑”[1](卷三十七《法正傳》注引孫盛曰)的具體表現。這種做法將導致“刑縱于寵”、政毀禮亂、亡家害國的危險。被譽為“惟賢是舉”的諸葛亮竟然如此行事,正體現了蜀漢政權當政者用人政策的重大失誤,也預示著蜀漢政權的衰微。

(三)對后備人才培養的失誤蜀漢政權在用人政策上的失誤除了上文所舉典型個案以外,最主要表現在對后備人才培養上。蜀漢政權沒有做好后備人才的培養工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蜀漢政權缺乏良好的機制能夠較好的選拔更多優秀的后起將領。長期以來,跟隨劉備建立蜀漢政權的一直是劉備早期的追隨者。這些人在蜀漢政權建立后年齡已經偏大,且多有死亡。在擁有荊州之后,由于劉備集團與原劉表集團之間相互不信任,因此未能更多更好的吸收荊州的優秀健兒。攻占益州之后,由于對益州人士不十分信任,加上戰爭頻繁,因此未能找出更多的優秀將領。蜀漢后期一些有才華的將領如王平、馬忠、李恢等人被發現較晚,從而使蜀漢政權出現人才匱乏、武將可用的局面。以致出現劉備親率大軍伐吳、諸葛亮“事無巨細”事事必攬的可悲局面。其次,對年輕將領任用有唯親的現象。諸葛亮對蔣琬、費、姜維、等人十分賞識,這些人也就得以掌參國事、統領三軍。諸葛亮對劉備臨死之際稱道“言過其實,不可大用”[1](卷三十九《馬良傳》)的馬謖也是深加器異,導致街亭之敗。這種“唯親”的做法必然使蜀漢政權在后備人才培養上拘于一隅,不能夠給更多更優秀的人才提供發揮作用的機會。

二蜀漢政權用人政策失誤的原因

蜀漢政權用人政策有其優勢之處,但也存在著嚴重的失誤。這種失誤是如何產生的,其原因何在呢?

從客觀角度分析:蜀漢政權是三國之中疆域最狹小、實力最弱小的一方。所謂“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1](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張儼《默記·述佐篇》)即指此。蜀漢政權最強盛時期不過地跨荊、益兩州。后來由于荊州丟失,實際上蜀漢政權只占有益州一地。此外,劉備獲得鞏固的根據地的時間也要遠遠晚于曹操、孫權兩人。連年的征戰也使蜀漢政權的統治者無暇考慮后備人才的培養。這就使得蜀漢政權的統治者在人才的挑選上回旋余地較小,不如曹魏、孫吳。曹操所控制中原地區文化發達,多“奇謀之士”。荀紛病逝,我們能留下的深刻印象只剩下諸葛亮的“事無巨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已從主觀角度分析:首先,蜀漢政權的統治者未能處理好與荊州、益州土著士人集團之間的關系。蜀漢政權的興起過度依靠早期跟隨劉備的人士,而忽視了所奪取的荊州、益州當地的土著士人集團的支持。早期,當劉備繼承陶謙徐州牧時,就未能處理好于當地士人的關系,沒能打下良好的根基,以致其兩次得徐州,又兩次失徐州,年近四十尚未有一塊屬于自己的根據地。奪取荊州、益州之后,存在著同樣的問題。結果是導致關羽受困而無人相救、益州之地頻發叛亂。同時也減少了人才選擇余地,使許多一流人才不能得到很好的發揮。

其次,蜀漢政權統治者在用人政策上存在著任人唯親的現象,從而造成將領不和的局面,也使許多政策、戰役受到重要影響。劉備、諸葛亮、劉禪都有這樣的缺陷。對關羽的任用是任人唯親的一個典型。麋竺因為其妹為劉備夫人便“賞賜優寵,無與為比”、“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諸葛亮)之右”。[1](卷三十八《麋竺傳》)麋竺之弟麋芳因與關羽不和,叛迎孫權,導致關羽戰敗被殺,應當說是犯下糜天大罪。但是劉備對其竟然不加任何處罰,反而“崇待如初”,如此賞罰不公實在難稱用人公允。諸葛亮所重用之人多為親近之輩,任用馬謖招致街亭之敗;信任楊儀而使文武不和、魏延被怨殺。劉禪用人更是唯親是舉,信用黃皓、陳祗,使朝政日加混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孫權的用人政策。孫權用人也寬仁,但是卻不像蜀漢政權統治者那樣用人唯親。孫權宗族子弟孫皎,戰功卓著,但是因醉酒侮辱大將甘寧。此事為孫權所知,孫權親自寫信責備孫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終使孫皎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主動與甘寧和好。

第三,蜀漢政權在用人政策上賞罰失當。馬謖在街亭之戰負有責任,但馬謖為人“才器過人”卻失于臨機決斗。諸葛亮明知其有缺陷,卻不聽眾人之意,將大任交給馬謖,因此街亭之失,諸葛亮應付首要責任。戰后追究責任,“殺一馬謖已`裁之失中',況又濫殺李盛、連作黃襲乎”。但對于所親近的蔣琬,諸葛亮為之親自向劉備求情,并密奏后主道“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1](卷四十四《蔣琬傳》)對李嚴、廖立等人諸葛亮“都借執法以廢,終身禁錮,何親至于彼而疏之于此呢?”

第四,蜀漢政權當政者未能很好的采納臣下的建議。當關羽被殺、劉備欲伐吳之時,諸葛亮、趙云等人紛紛進諫,但卻未被采納。大臣孟光“博物識古,無書不覽”。[1](卷四十二《孟光傳》)他喜好指陳時事,“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1](卷四十二《孟光傳》)比他資歷淺薄的人都位在其上。類似孟光的事例還有很多。對正確的意見不能虛心聽取,勢必使統治者不能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同時這樣做也打擊了人才的積極性。

第五,蜀漢政權當政者自身性格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諸葛亮的身上。諸葛亮一生謹小慎微、明察端方,這不能說是錯誤的。然而明察、端方者也容易因為明察、端方而被蒙蔽,誠所謂“明察則有短必見,端方則有瑕必不容”。[2](卷十《三國》)優秀的人才身上總是會有這樣那樣的短處。諸葛亮“一生惟謹慎”的作風,用人態度上過于求全的做法使得他對人才的任用不能夠較好地做到公正、嚴明。他在用人上不拘一格“選賢任能”,提拔龐統、蔣琬、何祗等人于微賤之中,但是對于那些有個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卻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在幾十年的南征北戰中出生入死、治軍嚴明、勇猛過人,為蜀漢政權立下汗馬功勞。但由于他“不肯下人”又“性矜高”,諸葛亮對其便不十分放心始終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劉封有“武藝”、“氣力過人”,應當是一名很好的將領。但諸葛亮對劉封的“剛猛難制”感到憂慮,害怕“易世之后終難制御”,就借上庸失敗事件力勸劉備將其剪除。諸葛亮在人才任用上不僅求全,而且管得太細太死,“事必躬親”,不利于人才的成長、培養,“雖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氣以即于瓦合,尚奚恃哉矣?”[2](卷十《三國》)反觀曹操、孫權用人則“大用者不務細行”、“各因其器”,知人善任,能觀其短,亦會用其長。因此,曹魏、孫吳陣營中文臣、武將輩出,開創了較大的局面。

三蜀漢政權用人政策失誤的影響、教訓

第一,蜀漢政權用人政策失誤使蜀國人才匱乏,缺少長期對抗的內在力量。三國時期,蜀漢政權是其中最為弱小的一個國家。在“天時、地利”并不占據的條件下,要想鞏固政權的統治、謀取更好發展、從而實現長久對抗,就必須在“人和”上做文章,也就是要在人才的運用上占據上風。但是通過對用人政策的考察,我們能夠發現在這一點上蜀漢政權并沒有做好。趙云、馬超等武將不能夠發揮自己最大的才能、王平等后起力量被發現過晚以及對益州集團人才的排斥運用使蜀漢政權在本身人才挑選余地較小基礎上又自我限制了人才的選拔,從而使蜀漢政權人才匱乏,無法形成文臣、武將輩出的局面結果。此外由于諸葛亮自身性格影響,蜀漢政權所選選用的大小官員中謹小慎微者居多,就是蔣琬、費等人也是循規有余而才氣不足,缺少進取精神。同魏、吳兩國相比,蜀漢政權的人才太少且缺乏連續性,加之他們缺少進取精神,從而使蜀漢政權失去抗爭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才基礎,無法進行長期對抗。

第二,蜀漢政權不僅人才相對匱乏,而且由于用人不當或者不能夠采納正確的意見,許多戰略無法得到實施,影響蜀漢政權長期發展。對于關羽的錯誤使用,蜀漢政權丟掉了荊州,隆中路線無法得以實現;關羽死后,劉備對趙云等人關于“伐吳”進諫的不加采納,招致夷之戰失敗,一度影響蜀、吳關系,巨大損失也消耗了蜀漢國力,以致追悔莫及;北伐戰爭中不采納魏延的奇計以及對馬謖的錯誤使用導致許多時候功虧一簣。

第三,蜀漢政權用人政策失誤使蜀漢政權內部相互之間不能很好團結,加速蜀漢政權的滅亡。蜀漢政權內部楊儀與魏延之間有著很深的矛盾,諸葛亮在世時雖然“不忍有所偏察”,但也沒有能夠很好的調和這兩人的矛盾。諸葛亮死后,楊儀造謠魏延謀反,在蔣琬等人的支持下,殘忍殺害了魏延。蜀漢政權后期唯一一位卓越的將領半世威名,毀于一旦,令人嘆息。而楊儀本人回成都后,沒有獲得“尚書令”的官位,心懷怨恨,以言語發泄不滿,又為費密報朝廷,于是“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后來又因誹謗朝廷被迫自殺。蔣琬、費祎先是縱容楊儀去除掉魏延,后又除掉楊儀。當此危機四伏之時,蜀漢政權內部自相殘殺,導致元氣大傷,國勢每況愈下。而作為外來勢力建立的蜀漢政權也不能完全代表益州土著士人的利益。對于益州集團人士使用上政策的失誤,更增強了益州人士的離心力。在曹魏派鄧艾、鐘會征討巴蜀時,政權內部以譙周為首的益州土著士人公開主張投降,分化了抵抗力量,蜀漢政權也隨之滅亡。

蜀漢政權的用人政策長期以來為人所稱道,也被認為是在三國鼎立中得以維持國運的一個重要保障。然而細查蜀漢政權的用人政策,能夠發現許多嚴重的失誤之處。由于主、客觀多種原因造成的任人唯親、賞罰失允、后備力量不足等現象均對蜀漢政權造成惡劣的破壞作用。對此劉備、諸葛亮等人應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由于上述諸多用人政策的失誤,使蜀漢政權在三國鼎立過程中逐步喪失了抗衡的籌碼,政治混亂、人心不穩、將帥失和,國家最先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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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盛衰與蜀國興亡

三國時期的蜀國,自建安十六年(211年)劉備入蜀至后主炎興元年(263年)止,前后53年。三國之中,它國力最弱,地盤最小,人口最少,長期籠罩在亡國的危機之中,但它依然存在了半個世紀之久,最后亡國,亦實屬難免。蜀國50年盛衰興亡的歷史,其因素固然多多,但不同時期人才的興旺與匱乏不能不說是其重要原因。

一、蜀國早期人才的興旺及其原因

東漢黃巾起義后,各地混亂,劉備乘勢起兵,以戰功任安喜尉,后領平原相。徐州牧陶謙病故前以劉備接本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表其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遷任豫州牧,為其事業的開端。劉備屢敗屢興,后與孫權聯軍在赤壁大勝曹操,為荊州牧,占有長江中游地區,有了事業的根基。十數年間他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其作用直至蜀國中期建興末年,即諸葛亮病故前后。

以《三國志·蜀書》入傳人物的記載方式,據不完全統計,正傳83人,其中附傳14人,又另附3人,在劉備之前有2人(劉焉、劉璋父子),先、后主2人(劉備、劉禪),皇后4人,皇子3人,實際可表列的為86人,書中所附楊戲《季漢輔臣贊》人物表列32人,各傳所附可表列19人,總計137人。從中可以看出以早期追隨者為主,又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劉備到荊州之前籍貫為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人士,二是到荊州后的長江中游人士,其他是后期劉備進入益州、開創蜀漢時期所屬的巴蜀人士。這三類人可以稱作三個地區性集團,前兩個集團人才比較集中,是劉備開創事業依靠的基本力量,例如諸葛亮(董厥、樊建)、關羽、張飛、馬超(比他人略晚)、趙云、法正、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等人可謂第一集團;第二集團則有黃忠、龐統、董和、劉巴、馬良、魏延、陳震、陳祗、劉封、廖立、李嚴、楊儀、霍峻、王連、向朗等人。如若沒有這些早期的人才,蜀漢政權是否可以建成,劉備稱帝前后能否延續如此長的時間,確實不可想象。第三集團是后期人物,屬于守成一類。從前兩個集團看,是什么原因使蜀漢早期人才如此旺盛,就有必要對當時的社會狀況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

首先,東漢宦官專政引起的黨錮之禍不僅使高中級士人仕途受到影響,而且殃及初級士人失去晉身之階,所以一旦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他們便會投靠、聚集在某一位賴以達到自己目的的杰出人物周圍,劉備正是如此。諸葛亮的身世雖然可以追溯到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但其父諸葛圭僅僅做到太山郡丞,所以諸葛亮只能隨叔叔諸葛玄依附荊州牧劉表,叔玄卒后,只能做一介農夫,“躬耕隴畝”[1](《諸葛亮傳》),后得劉備三顧請賢,方成為一歷史名人。法正為扶風眉(今陜西)人,建安初入蜀依附劉璋,“既不任用”,“志意不得”[1](《法正傳》),因而勸劉備入蜀取代劉璋,使劉備有了真正的立足之地。許靖在仕途上原本“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1](《許靖傳》),后在董卓專權時才為御史中丞,不久四處逃難,至邊遠的交趾,為劉璋招請入蜀,璋敗,歸于劉備。麋竺是個商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巨億”,于建安元年便“進妹于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入蜀后“賞賜優龐,無與為比”[1](《麋竺傳》)。孫乾、簡雍、伊籍均無身世記載,社會地位不會太高。其余董厥、樊建是附從諸葛亮,關羽、張飛、馬超、趙云是武人,出身較普通。這是第一集團的基本情況。第二集團的人物身份大體相似。黃忠是武人,“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1](《黃忠傳》)。魏延亦是武人,“以部曲隨先主入蜀”[1](《魏延傳》)。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以郡功曹“隨從入蜀”[1](《龐統傳》)。其他人基本上是地方權貴豪族,劉備控制荊州及鄰近地方時招攬而至,隨后跟從入蜀。正是追求為官為宦和權勢地位,使這些初級士族人士竭盡全力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并且立志效忠。除了劉封、廖立、李嚴、魏延、楊儀等廖廖數人曾有不滿或一般的不軌行為之外,上述兩個地區性集團中的人物都能為蜀漢政權的建立、鞏固和維系起到促進作用,他們本人也成為頗有名望的歷史人物。這一點不能不說是蜀國早期人才稱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劉備在漫長的征戰和創建政權過程中,戰斗的足跡幾乎遍布全國,網羅的人才來自五湖四海,能夠充分突出取長補短的優勢,文臣武將多數具備獨擋一面的能力。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樂毅”,其言不虛;龐統被譽為“清雅有知人鑒”,司馬徽稱其為“南州士之冠冕”,后來果真顯名;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諸葛亮也“每奇(法)正智術”,多次為蜀確定謀略;陳壽用蔣濟之言稱許靖“大較廊廟器也”,“麋竺、孫乾、簡雍、伊籍,比雍容風儀,見禮于世”,可謂一時之才士;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等人,陳壽稱之為“皆蜀臣之良矣”。武將只取其部分評語便可見一斑:“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世為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并有國士之風”;馬超“能因致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云強摯壯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①《三國志》所收蜀漢人物雖少,但大多為稱贊之詞,仔細分析,應該可信。《晉書·陳壽傳》有一段話,曾引起后世史家爭議:“或云丁儀、丁寓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髟,計劃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但是實際上,該傳也承認“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忠之才”。劉勰《文心雕龍·史傳》評價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遷、固,非妄譽也。”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六則云:“剪裁斟酌時,自有下筆不茍處,參訂他書,而后知其中謹慎。”可見陳壽在記敘各種歷史事件和人物時,不僅僅條理清晰,言簡意賅,而且記事嚴謹,無夸大之言,或故弄玄虛。因此,據其記載作出蜀國早期人才稱盛,并非言過其實。

再次,蜀國早期之所以人才稱盛,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為時代所然和社會狀況所以然。從東漢后期開始,作為兩漢思想理論的經學已經悄然向玄學轉化,陷入章句之學的儒家學說,與急劇變化的社會出現了不協調,統治階級和整個社會都不得不對儒學進行深刻的反思。儒家所碰到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治理亂世,忠、孝的觀念已經不起太大作用,之乎者也敵不過刀槍箭鏑,儒學大師絕無僅有,難成氣候,無法支撐將傾之大廈。玄學便應運而興,老莊道家學說取代了儒學。佛教此時又順應混亂社會的需求,廣為傳播,進一步沖擊儒學。這種背景之下,人才標準和選官制度發生巨大變化,原來的征辟察舉早已名不符實,“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現象相當突出和普遍,法家學說因此受到重視。《三國志》卷十六記杜恕談當時風氣:“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曹操便前后四次頒《求賢令》,強調“惟才是舉”。亂世出英雄,一生戎馬倥傯打基礎坐天下的領袖,用人的標準不會講求出身是否顯貴,首要是看實際才能和實踐功績,與劉邦的用人之道如出一轍。劉備真正認識到了這一點,并確實加以實踐。

多次,當時的人才標準和選官方式正從基礎于清談、清議的征辟察舉向九品中正制和后來的門閥世族制變化,各方面尚未完善,不成系統,正是下層士族和非士族出身者爭取提升社會地位的大好時機,所以出現了明顯的轉折。劉備與曹操、孫權等當時縱橫馳騁天下的英雄一樣,深明此理,網羅了大量人才,成就了政權基業。時勢造英雄,時勢出人才,這實際上是與社會形勢緊密相聯的,也是蜀漢早期人才得以稱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是劉備個人求才重能尊賢禮士的結果。《三國志·先主傳》及注中對此多處提及:“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結豪杰,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劉備領徐州牧時為呂布所敗,依附曹操,“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隨之與曹操為敵,南附劉表,“荊州豪杰歸先主者日益多”。入蜀之前,“備前見張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期殷勤之歡”。“先主入益州”,劉璋使其討伐漢中張魯,“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劉備隨即擊劉璋,“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谷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諸如此類,難以盡書。劉備自己便說:“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史家習鑿齒說得更具體:“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夫!”這種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還比其他因素更突出更重要更得人心。

二、蜀國中期人才由盛轉衰的變化

蜀國早期的人才可謂盛矣,但是他們幾乎都是益州之外的人士,也即歸屬上述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游兩個地區集團,而在益州沒有根基。這些人的籍貫相當分散,可說是五湖四海聚集的團體。入蜀之前,跟隨劉備四處征戰,幾乎與家鄉脫離了關系,失去了宗族、土地、財產、臣仆等優越條件,基本上是一介獨身,入蜀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才干以及上下左右的關系,所以他們特別注重身份地位。正是這種原因,造成蜀漢人才不可避免的悲劇命運,形成規律性的結果,逐漸由盛轉衰。其中原因很多,也較為復雜。

當初,劉備于建安十九年攻入成都,在益州確立了統治地位之后,其集團內各層次人士便開始考慮個人利益問題,但因剛剛立足,尚待穩定,“分成”舉措暫未提及。至建安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諸葛亮對大家的內心想法是十分清楚的,若不以此籠絡凝聚人心,給予相應的優渥,將不利于政權的穩定,因而用東漢耿純勸世祖即帝位的話進奉劉備:“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并以此進一步明確提出:“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可見,在其他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以功任官封爵是他們遂愿的最好方式[1](諸葛亮傳)。但是子孫可以襲繼官爵,卻不一定能夠秉承先人的才智能力,因而也就無法保證人才繼續稱盛。

隨從劉備征戰外來居蜀者,難以在異鄉即時積蓄起太多的土地、財產和莊戶佃農,作為興業的基礎。諸葛亮在蜀國文武群臣中位高勢顯,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自己向后主申報的財產是:“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1](《諸葛亮傳》)其他倚為左右的文武亦是如此,只在特定情況下才有一次性賞賜:“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張)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錦千疋,其余頒賜各有差。”此后不見有類似的大規模賞賜[1](《張飛傳》)。關于不動產的大量賞賜或占有,幾乎沒有記載,偶而有此情況,也遭到激烈反對:“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云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后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1](《云別傳》)顯然,當時這些人在蜀國難以成為強宗豪族,所以特別強調只有回到故鄉本土才是可能的。基礎根業不牢固,加上囿于當時的教育體制和選官制度,而且“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地促民少,人才自然難以相繼。從后來門閥士族定型時益州著名者寥寥,亦可反證。

三、蜀國后期人才缺乏與守成之艱難

總體加以分類排比,蜀國的人才一般是個人事功比較突出,而鮮有群體出現。早期除了劉備本人,有統率能力的就只有諸葛亮,龐統、法正稱譽雖高,并無促使西蜀騰躍式轉折上升的創舉,而且早逝,前者36歲,后者45歲,且皆在劉備之前。其他繼承人無從談起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人才日漸凋零。武將在俗稱“五虎上將”之后,已無可稱道者,俚語因有“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的傳言。被諸葛亮稱作“涼州上士”、寄予厚望作為接班人的姜維,其實并無杰出建樹,屢次戰敗,甚至于段谷為魏將鄧艾大破之后,“星散流離,死者甚眾,眾庶由是怨瀆,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后多次為鄧艾所敗,“維本羈旅托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故自危懼”,屯田種麥以避。最終西蜀之亡,姜維難辭其責[1](《姜維傳》)。蜀后繼無人,也實所難免。益州于當時來說,只是中國西南一偏遠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等方面都無特別之處,即使有人才,相較發達地區的曹魏和東吳,亦大顯遜色。

劉備之后,諸葛亮主持之下的蜀國,在用人之道上出現偏差,也是其原因之一。關羽失荊州戰死,導致國家實力巨損,是此轉折點。劉備為之大舉伐吳,名義上是為關羽復仇,實質上事關益州是發展還是被局限的前景問題,勢必要爭奪荊州控制權。可惜出師之時張飛為部下所殺,劉備則于夷陵為東吳大敗,病死白帝城。后主劉禪繼承法位,昏愚暗惑,則由諸葛亮主政。但是“諸葛亮一生唯謹慎”,連年攻魏,六出祁山,以進為退,以攻為守,能保住以弱抗強,卻于魏無大損傷。觀不用魏延之策,使其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其謀略之保守昭然。諸葛亮用人,觀后人對其所托三人的評價便可洞悉,陳壽曰:“蔣琬方整有威懾,費祎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裴松之曰:“蔣、費為相,克尊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卻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會之亂,惜哉!”概而言之:荊州得失影響甚大,諸葛亮謹慎以保作為不及,前后執政施策守成無功,姜維之用折損國力致亡,后主愚惑閹豎,終招巨禍。

同時,蜀漢在與人才成長環境相關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領域均處于滯后狀態,只囿于守成自保,談不上發展圖強,基本沒有政治改革、教育改善、經濟改革、軍隊改造、戰略改變、選官制度改良等方面的措施。巴山蜀水之外的曹魏、東吳在翻騰變化,蜀漢卻故步自封,蕞爾小國,不亡更有何待!

蜀國的建立、存在、延續和滅亡,與歷史上的其他朝代或政權包括同時代的曹魏和東吳大不相同,人才的盛衰因素尤為重要突出。蜀國政治、經濟、軍事既無優長又無創舉,在與魏吳的關系、與境內民族的關系及各階層的關系諸方面,著眼點首先考慮的是自保,沒有人才成長的社會條件。顯然蜀國人才盛時,尚能與魏吳成對峙之勢,人才凋弊之時,蜀國則明顯處于下風。

西蜀興亡歷史,除去次要因素不論,概而言之,興則系于人才,亡亦關乎人才。此處有必要重復劉備的由衷之言:“濟大事必以人為本!”歷朝歷代,應當說都是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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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魏、蜀、吳鼎立,蜀國國勢弱小,卻也存在了半個世紀之久,究其盛衰興亡的全過程,因素固然復雜,但人才原因不可忽視。劉備得以入川建國,是早期人才興盛的必然結果;中期人才由盛而衰,是其自身不可抗拒避免的痼疾使然;后期人才嚴重匱乏,不能進取,只能守成,終于難免亡國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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